中年农民工算人口红利吗?

2020-05-20  来源:第一财经日报

       包括中年农民工在内的中年劳动力算不算人口红利的一部分?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先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他近日在分析为何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再获人口红利时指出:“由于农民工不能落户,很多人40多岁就回老家去了。因此,和城市劳动者相比,农民工一生相当于少工作了20年,虽然回到农村也可以干活,但主要从事的是相对效率低、收入低的农业。如果全国2.9亿农民工,每人在非农产业多干20年,60岁退休,相当于增加1.5亿劳动力,这是多大的人口红利!”
 
      在这个问题上,笔者是赞同杨伟民先生的看法的。但也有观点认为,只有包括青年农民工在内的青年劳动力(至多青壮年)才算人口红利,而中年农民工不算。现实中,恰恰是与这种观点相符的做法广为流行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,为什么说中年农民工也算人口红利。
 
 
      两种人口红利观
 
      各界公认,人口红利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。但究竟什么年龄段的人口算红利,什么年龄段的人口不算,两种人口红利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。
 
     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定义,“人口红利”是指“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,尤其当15~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时”。当一国的劳动力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%到60%时,通常就认为该国有人口红利。这应该也就是杨伟民先生的观点。按照这种观点,既然在非农产业干到60岁退休的中年农民工,属于劳动年龄人口,他们就是人口红利的一部分。让他们“40多岁就回老家”,当然是人口红利的损失。
 
      但在人口红利问题上,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。这种观点把中年劳动年龄人口排除在人口红利之外,认为只有30多岁(至多40多岁)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,才算有人口红利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注意到,与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相比,今后10年,中国20~34岁的青年劳动力或20~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要多减少3500万~ 5000万。他们认为,青壮年劳动力劳动生产率高,又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和社会消费的主体。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,会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、社会创新能力弱化以及消费能力降低。他们主张通过鼓励生育甚至开放移民来补充青年劳动力,而不是通过落户等方法留住中年农民工。
 
      用工方要的是青年农民工
 
     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,农民工用工方的做法一贯与青年人口红利论一致,他们欢迎的一直是青年农民工。
 
      中国全国性的民工荒爆发于2004年,此前由于各年龄段的农民工都供过于求,用工方在农民工年龄上极为挑剔。举例来说,2004年,在当时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广东东莞,全市企业“年龄在18~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,25~34岁之间的占一成多,其余约一成为35岁以上”。即便如此,企业仍觉得青工的比例不够高,对新招收农民工的要求是:“年龄结构上17~25岁之间的占87%,26~35岁占10.8%。”
 
      全国性民工荒爆发以来,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,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。2008年,全国农民工中,16~20岁与21~30岁的比例分别是10.7%与35.3%,2019年,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2.0%与23.1%。2008年与2019年,全国农民工总量分别为22542万与29077万。11年间,16~20岁与21~30岁农民工的数量,分别从2412万与7957万,下降到582万与6717万。
 
      即使如此,城市用工方还是尽可能地多用青年农民工。2019年,进城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,2/3(67.8%)年龄在40岁及以下;而留在本乡镇务工的本地农民工中,2/3(66.1%)年龄在40岁以上。
 
      杨伟民先生认为,农民工“40多岁就回老家”的原因是不能在城市落户,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。至少最近10年,进城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,四五十岁农民工的数量是不断上升的。2010年,41~50岁与50岁以上农民工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的比例,分别是13.4%与4.7%,由此算出其绝对数量分别为1643万与576万。到2019年,上述比例分别上升到19.2%与13%,其绝对数量分别为3346万与2265万。从2008年到2019年,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从14041万增加至17425万,增加了3384万;同期,全国40岁以上外出农民工就增加了3392万。
 
      笔者认为,农民工“40多岁就回老家”的真正原因是用工方对他们的矛盾态度:一方面不得不用,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少用。而这种矛盾态度又缘于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能力差异。普通农民工就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。在这类行业中,论体力、论反应灵敏度、论动作准确度,中年农民工都不如青年农民工;随着年龄的增长,中年与青年农民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用工方不愿使用中年农民工,说到底,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。
 
      中年农民工算人口红利吗?
 
      尽管中年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不如青年农民工,但笔者仍然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组成部分。理由如下:
 
      首先,劳动力的计算是以人而不是以年龄段为单位的。
 
      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远高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劳动者会依次经历青年与中年年龄段。如果某一年龄段(如40~60岁)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,得不到收入,则就个人而论,他一辈子中劳动年限缩短,被抚养年限延长;就社会而论,能够抚养他人的人减少,而需要他人抚养的人增多。这将大大增加中国社会的抚养压力。可见,中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,才真正会减少人口红利。
 
      中年劳动力就业不足会影响到方方面面。举例来说,为什么普通劳动者对延迟退休会有那么大的意见,就是因为退休前10年他们就成了就业困难户。对他们来说,延迟退休不是在工作还是退休之间,而是在失业还是退休之间作选择。中国正在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,中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将影响养老保险的推行与顺利运转。
 
      其次,优胜劣汰难以解决年龄因素造成的就业问题。
 
      作为激励机制,优胜劣汰本应促使劳动者努力工作。但对大多数职业——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职业来说,一定岁数以上的劳动者,其工作能力随着年龄的提高而下降,这是普遍现象,是无论怎么激励都无法改变的。
 
      对用工方或农民工流入地来说,优胜劣汰确实可以淘汰“劣者”。但中国是人口大国,绝大多数被淘汰的中年农民工仍然在国内谋生,根本“汰”不掉。用工方不管、流入地不管,农民工家乡政府却不能不管,而且首选的办法是让这些回乡中年农民工通过工作获得收入。家乡投资环境差,企业不容易盈利,地方政府只能补贴;地方财政收入有限,补贴只能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,而转移支付的来源往往就是沿海农民工流入地的财政盈余。换句话说,所谓“劣汰”只是换一种方式解决中年农民工的就业。
 
      最后,即使一部分中年农民工回乡后不再从事非农生产,他们在家带孩子也是人口红利的表现。
 
      作为劳动者,农民工同时承担着两项职能:一是挣钱养家;二是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残。千里迢迢去外地务工的农民工之所以能“996” 式地高效加班干活,是以家中有人照看留在家乡的老幼病残为前提的。
 
      照看家人不创造GDP,但普通家庭少不了这方面的劳动。经历过“生了孩子谁来带”的纠结,这个道理谁都明白。何况现在已经不能把留在乡村照看家人的爷爷、奶奶、妈妈们看成剩余劳动力了。2010年代中期以来,新增农民工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。举例来说,2019年,全国新增农民工241万,总量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.6%,比上年提高2.2个百分点,近五年来占比逐年提高。新增加的农民工中,还有大量非现有劳动年龄段的人员。2017年,6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,就比2016年增加了222万。当照看家人与进城工作争抢劳动者时,我们只能承认,回乡照看老幼病残的中年农民工,也应该是人口红利的一部分。
 
 
      总之,历史上中国乡村曾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。这种现实使用工方可以专门聘用青年农民工。用工方的行为理论化,就是青年劳动力人口红利观。随着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,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年农民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,青年劳动力人口红利观已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了。
 
      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)